民国时期的文人雅士们的思想比常人要开放一些,他们热爱自由不喜欢被束缚,这一点在他们的婚姻态度上也能看出来。仲甫先生的感情经历一直不被大家认可,他抛弃发妻并且和发妻的妹妹高君曼私奔一度被家族成为耻辱,那么最后高君曼为什么离开仲甫?君曼与仲甫为什么分开了?一起来看看吧!

高君曼为什么离开仲甫

其实,陈独秀与高君曼感情发生裂缝,进而恶化,早已种下了孽根。

在北京时,陈独秀与自由恋爱的高君曼初期感情融洽,相处甚好,也有过一段美好的生活。然而,一个倾倒于陈独秀情怀的高君曼,怎能忍受陈独秀有寡人之疾?在北京时,外面传说陈独秀就常跑八大胡同,因此,街头小报说三道四。对此,高君曼早已有所闻,只是闷在心里。

五四运动后,陈独秀回上海创建中国共产党并当选总书记,名声大噪,然而,高君曼常常指责陈独秀有外遇,寻新欢,在“经济上接济心爱的人”。因陈独秀没有职业,也没有固定的收入,其经济来源主要靠《独秀文存》的版税和稿费,这期间家庭收入明显减少,常常弄得生活拮据,这就不得不使高君曼感到怀疑。与此同时,组织上也有所察觉,但他总是守口如瓶,一个字也抠不出来,而他的住址常有变动,连他的秘书都不知道。更有甚者,1926年1月初,陈独秀突然失踪了——没有到中央机关看文件,连秘书也恐慌起来。秘书报告瞿秋白、张国焘等负责同志,他们也深感惊愕,不得不派人多方探听,四处查寻,但也未觅得踪迹。于是,大家绝望了,以为总书记已被反动派秘密杀害了。张国焘几乎落泪地说:

“老头子(即陈独秀)如果要做官,可以做很大的官,想不到今天落了这个下场。”

他的长子,时任广州区委书记的陈延年,也感到蹊跷,怎么近来不见父亲写的文章呢?

总书记失踪非同小可,如果被国民党右派分子陷害,事情可就大了。于是,秘书任作民在《民国日报》上登了一则“寻人启事”,感到事情不妙,后果严重。

同年2月,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,第一项议程竟是讨论陈独秀“失踪”的问题,不料在会议期间,陈独秀突然发来电报说:“已能扶病视事。”这样,大家才松了口气。

大约一个多月后,陈独秀裹着一件厚厚的大衣,脖子上缠着一条围巾,突然来到中央机关,使同志们既惊又喜,不禁七嘴八舌地问他:“总书记,你到何处去了?”

他笑着解释说:“生了伤寒病住进医院,以为会很快好的,同时,也怕给大家添麻烦,所以,没有告诉机关,请大家原谅!”

然而,大家对陈独秀的突然“失踪”仍感是个谜,后经多方探寻,才得知他和一位年轻貌美、亭亭玉立的未婚女医生寻欢作乐。因陈独秀有胃病常常去医院请这位女医生看病,天长日久,两人感情就渐渐粘合在一起,同时,这位年轻的女医生也被陈独秀之名所迷惑。这样,陈独秀就轻而易举地与其同居,作乐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,陈独秀也被撤了职,这位年轻女医生就不得不嫁于他人了。

这位女医生姓甚名谁,一直是个谜。直到六十年后,这位女医生的养女陈虹出现,才使真相大白。她叫施芝英,安徽人。她与陈独秀由病人而恋人而情人,由崇拜而生恋爱,由爱恋而同居,直至1927年3月才分手。施芝英是陈独秀四个妻子中,唯一活到解放以后的人,于1973年病故。

据后来有关部门查明,施芝英亦是安徽人,居住上海安澜路一条长长的里弄里的一幢楼房,能讲一口上海话,也会讲普通话。她家全是红木家具,其家底看样子不错。据邻里老人回忆说,她家曾挂有她20多岁时的一张大照片,引人注目。照片上的施芝英,年轻俏丽,光彩照人,身着高领旗袍,手腕上戴有好几只镯子,手指上戴有猫眼宝石戒指,看上去像是富家女子。事过几十年之后,“文革”中人们才发现她的这幅大照片后面,还夹有陈独秀送她的一帧照片。1973年,她死于脑溢血。

这也许就是高君曼指责陈独秀“在经济上接济心爱的人,过天上的好日子”吧!

1937年8月,陈独秀从南京监狱里释放出来到了武汉,十三四岁的陈虹来找陈独秀,自称是陈独秀的女儿。陈独秀告诉她:“你不是我的女儿,你是你母亲的女儿。”

有人说陈虹可能是个丫头。不过,据见过陈虹的人说,陈虹脸部鼻子以下,很像陈独秀。当时武汉反动报纸还登载此事,说陈独秀“拉屎不揩屁股”。

高君曼悉知此事,面对爱情不专一的陈独秀,岂能容忍,怎能不伤心落泪,心灰意懒!虽经汪孟邹多次劝解,仍然无法愈合,关系急剧恶化。

1927年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,大革命失败,由于陈独秀犯下右倾错误,受到了党内的批判和处分,一下子变得情绪消沉起来,由此一蹶不振,这标志着他轰轰烈烈的政治生涯,一落千丈。同时,蒋介石又悬赏三万大洋捉拿陈独秀,于是,他不得不改名易姓为王坦甫,从沪上渔阳里秘密地隐居岳州路永兴里十一号。谁料,陈独秀隐居永兴里不久,却又与同居一里的邻居、上海英美烟草公司不到20岁的女工潘兰珍搭上关系,直至相爱、同居。这使得高君曼气恨更加难平,愁肠寸断,与陈独秀大吵一顿,声泪俱下,感情彻底破裂。高君曼怒不可遏地责骂陈独秀:

“你丧尽天良,狼心狗肺!既害了我姐姐,又坑了我,毁了我高家。我忍无可忍,只得与你分手,独居南京,让你去寻欢作乐。”

无可奈何而理屈词穷的陈独秀,只得求助于亚东图书馆发行公司出版商,每月资助三十元。这样,身患咯血病的高君曼愤愤不平地携带一对儿女,凄凉地独居南京娘家的几间破旧草屋,直至香消玉殒,也没有去见过陈独秀一面。

才华,有时是负累。

如果高君曼不是个才貌双全的女大学生,而是个“一字不识的蠢妇”,她就不会被姐夫的风采迷住,也就不会闹出后来的幺娥子。

陈独秀并非翩翩美少年,高君曼迷醉的,是他的才学、名声与见识。高君曼的姐姐高大众与陈独秀一起生活十几年,也没有被陈独秀的才华折服,因为高大众不在意那些东西。

高君曼陪伴了陈独秀十五年。

这十五年是陈独秀一生的高光时刻,他担任北大教授,参加辛亥革命,二次革命,五四运动,宣传马克思主义,筹备建党,都在这个时期。

高君曼作为陈独秀的妻子和助手,给陈独秀很大帮助。她帮陈独秀整理文稿,接待朋友,掩护陈独秀的革命工作,在陈独秀坐牢期间,她奔走营救陈独秀,还陪着陈独秀一起坐过牢。

这十五年,是高君曼一生最美的年华。

然而再浪漫的爱情,也要接受现实的琐碎,再恩爱的神仙眷侣,也要面对烟火红尘的日子。陈独秀与高君曼的自由恋爱,是陈独秀的自由,不是高君曼的自由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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